五金对于当代青年群体而言，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便捷性为其创造出一种基于文化视野、知识获取以及生活方式的优越感，与父辈群体相比，其更善于通过对媒体信息的轻松摄取，获得对自身的个体认同和价值肯定，并在信息的发送、收取以及持续关注中获得强烈的存在感与自我满足感。然而，这一自我优越感与其所拥有的社会阶层地位及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割裂性，因此该群体往往通过一种反传统式的生活方式及戏谑的表达形式来消解传统惯例的严肃性。

　　正如国内学者孙承健在其名为《“青年亚文化”的银幕泛化与受众消费》一文中所强调的：“在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实际上蕴含着在社会变革时期，一种借由影像象征所型构的，社会角色由先赋地位向后取地位进行身份转换的幻象，而这一幻象所表征出的群体无意识机制，正是对权力、财富、地位等既定社会分层结构的一种‘抵抗’。”[1] 对于该群体而言，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先赋地位是其获得优越感的资本之所在，但通过后天努力得以获取的成就与表现则是衡量其后取地位的关键。当先赋地位与后取地位发生割裂时，该群体势必将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发泄。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指出：“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2] 玛格丽特米德口中所谓的“深沟”则是社会学概念中的“代沟”，其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与充当其父辈的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年龄差异导致的社会历史记忆的不同等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性差异是导致代际差异与冲突的重要原因。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依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当代青年群体逐渐摆脱了乡土社会传统礼俗制度下建立起的差序格局，在全新的城市组织方式下，其收获的教育资源、生活环境及社交资源等均明显优于其父辈，这使得该群体在潜移默化中存在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因此可以说，现代人的优越感，是建立在现代与传统断裂层面之上的，青年群体对传统的漠视与排斥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在心里建立起的一种现代人的优越感。

　　依托银幕对“代际冲突”进行阐释的电影屡见不鲜，不管是李安导演以《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为代表的“家庭三部曲”，还是第六代导演以《头发乱了》、《长大》、《北京》、《十七岁的单车》、《苏州河》等为代表的叛逆书写，抑或是近年来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闪光少年》、《后来的我们》、《狗十三》、《老炮儿》等为代表的影片中，青年群体在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规训与惩戒，往往会产生诸如矛盾、焦虑、不服从制约等在内的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或通过压抑背后的反抗得以宣泄，或通过一种无言的身份优越所表露。

　　在2018年的青春爱情片《后来的我们》中，因代际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更多通过两代人的互动关系表现出来。首先，影片所建构的男主角林见清“游戏工程师”这一职业本身即不是父辈传统观念下的“靠谱工作”，年夜饭的末尾，林父感慨当初是自己应着儿子的要求为其购买游戏光碟，从而开启了儿子不被看好的职业生涯，言语之中不无后悔。而对于男主角林见清而言，虽居住在地下室的他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两代人基于职业定位的不同认知导致了其矛盾与隔阂的出现。

　　过年回家的饭桌上，在女朋友方晓小略带夸张意味的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依托于互联网发展时代下，虚无缥缈的职业“优越感”油然而生。而当男主角林见清通过自己的努力衣锦还乡之时，这种因传统与现代碰撞而产生的冲突则表现的更加明显。在见清反复教父亲如何使用电视机遥控器的行为细节中，代际冲突一触即发，而在男主角无意识的不耐烦行为背后，所表征出的正是信息科技时代下的社会环境带给青年群体的一种难以表述的身份“优越感”。

　　“虽然对于某一代际的社会群体而言，这一群体内的所有成员或许并不具有形同的类别属性，甚至会具有不同阶层与社会身份的差异，但那些已然符号化了的，沉淀与历史记忆中的元素和事件，却犹如“标志性事件”一样，赋予这一社会群体以“共同标签”，并在一代一代的社会成员之间，构成为一种“代际谱系”式的描述”[3] 正如学者孙承健所言，当代青年群体与其父辈之间之所以产生基于传统与现代差异性的冲突与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共同标签”的不同，社会背景及教育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其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及生活态度的差异j9九游会。在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也试图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支配与掌控来彰显自身的个体价值，而在这一争夺的背后j9九游会，则是秉持着迥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及规范秩序的两代人之间的战争。

　　在2015年的贺岁影片《老炮儿》中，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图景得以通过个体的人物书写得到呈现。在影片中，以主人公“小飞”、张晓波等青年群体为代表的“利益为先”的现代社会秩序，与以“六爷、“闷三儿”等一代“老炮儿”为代表的“道义为先”的传统社会秩序，在同一时空中展开激烈冲突。在女主角话匣子：“这都什么年代了，您那套不灵了”的规劝话语中，现代社会带来的秩序重构俨然十分清晰。面对代际冲突，当“老炮儿”依然试图利用固态社会结构下所孕育的江湖规则来解决问题时，新时代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下所型构的个体本位观念已然占据了上风。于是在现代性的转轨中，虽缺乏社会经验的“小飞”一代得以凭借其时代优越感，公开叫板堪称“权威与道德标杆”的“老炮儿”一代。

　　当在“胡同内”凭借道义与规矩立世的父辈群体不得已走出胡同，来到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社会图景下时，被该时代社会群体广泛认同，并烙以“共同标签”的、相对固态化结构下型构的社会生存法则便不再奏效。于是，对阶层差异与利益区隔缺乏敏感度的“老炮儿”一代，最终只能怀抱着理想的时代图景倒在冰冷的湖面上。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时代的悲剧，但同时也是社会形态从传统固态向现代流动性转化的必然过程，而在这一新与旧、老与少、传统与现在的摩擦中，秉持着“落后”社会观念的“老炮儿”一代显然被毫无疑问的悬置在了社会边缘，在一种不合时宜的身份错位下，其俨然成为了那只在胡同四合院的笼子里被囚禁的鸵鸟，而在这难以施展拳脚的狭小天地里，其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标志着旧时的落幕与妥协。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是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个体。人类对意义及价值的追求，决定了其自身的存在。美国著名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曾基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角度对个体的存在感进行了深入剖析，罗洛·梅认为：“现代西方人的焦虑和绝望有两个主要来源，首先是他丧失了他的存在感，其次是他丧失了他的世界”[4] 可以说，存在感就像是一座桥梁，沟通着人与外部的世界。而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个体通过社会互动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联系，并在这一互动化过程中，实现对个体价值及存在感的追寻。

　　在当代社会，依托于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人们越发感觉到自身的无能为力，在大机器替代人力的生产环境下，人们逐渐陷入到一种因丧失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寻找自我存在的困境中。一个人的个体价值决定了其存在感，而个体价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社会对其角色的定位与认同，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一定位也成为个体找寻其存在感的重要因素。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对社会分层提出了三个纬度的划分标准，即分别为：财富、权利和声望。根据韦伯的观点，决定个体社会地位及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多样，但占据决定性地位的因素则为财富标准、社会地位标准与标准。在社会分层理论的映照下，一方面秉持着强烈个体身份优越感，另一方面却因社会财富、权利、声望无法达到预期而被划分为“社会底层”的青年群体，势必承受着内在精神存在层面上的强烈矛盾及落差感，强烈的社会成就动力与其现阶段的底层社会地位落差，造成了该群体的现实存在困境。

　　在快节奏的社会互动模式下，这群被主流文化所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难以被社会所广泛接纳，其发声无人倾听，其主体身份得不到认同，其通过外界的反馈所得到的对自身存在的感知与体验得不到满足。但在现实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该群体也存在着对基于生存观念的表达，因此一种基于生存困境的焦虑成为了当下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存在表征方式。

　　纵观当下以青年群体为表述对象的影片，探讨其掩盖在底层社会身份之下的生存焦虑成为了众多影片的叙事核心。在影片《后来的我们》中，蜗居于地下室的男女主公的北漂生活异常艰苦，生活拮据只能依托公共交通出行的他们，却选择在过年回家时租一辆价格不菲的轿车,并用全部年终奖为家乡亲朋好友购买特产。在“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背后，这一渴望通过消费符号实现自我身份表征的选择，实际上所凸显出的，正是其极度匮乏的存在感及与其现实社会地位不对称的完美身份想象。而在随后男女主人公同学聚餐的酒桌上，所谓“世界500强”上市公司的自我身份夸耀也是掩盖其匮乏存在感的突出表现。而当面临结账时的昂贵账单时，其方才在酒桌上寻找存在感的行为模式则于这一刻烟消云散，而主人公一系列“社会表演”的行为背后所蕴含着的，则是青年亚文化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地位与自我存在感匮乏相矛盾所产生的焦虑。

　　除了社会地位带来的个体价值认同给青年群体以存在感匮乏的感受外，基于家庭关系的跨代际互动也成为该群体对自我身份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重要的个体归属对象投射，家庭成员的关注与尊重无疑成为那些尚未完全被社会团体所接纳的青年人，寻求自我存在感的必要途径之一，其中父母及直系血缘关系成员对该群体的关注便显得尤为重要，温馨健康的家庭环境对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影响巨大。但当下快节奏的社会发展导致离婚率逐渐上升，根据民政局发布的婚姻数据显示，中国的离婚率从1987年的0.55‰上涨至2017年的3.2‰，从2002年起，离婚率已连续16年呈现递增模式。在单亲家庭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被关注、被尊重及对自我实现的认同感都较弱，并由此引发了其存在感匮乏的心理感受。

　　2018年的青春片《狗十三》，讲述了生活在离异家庭环境下的13岁少女李玩，在自我挣扎与拉扯中逐渐被家庭及社会驯化的故事。影片从父亲离异后再婚，并生下弟弟的镜头开始，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自小跟从爷爷奶奶长大的李玩十分敏感，为了弥补因匮乏存在感而带来的心灵创伤j9九游会，父亲为其送来一只宠物狗，李玩为其取名为“爱因斯坦”。某种意义上来说，狗作为一种替代品，成为了父母缺席其成长后，幼小李玩寻找存在感的依托对象。在导演批判视角下建构的叙事脉络中，作为被父母忽视对象的李玩，则始终处于一种试图反抗却无力反抗的境地中。

　　当宠物狗因爷爷的一时疏忽意外走丢后，李玩基于存在感匮乏的反抗开始奏效，“爱因斯坦”这一不稳定因素成为了影片的核心矛盾点，在抗争中寻求自我存在成为了李玩的成长困境。于是，即使当后妈找来一只相同品种的狗替代“爱因斯坦”时，李玩的反抗依然没有停止，对李玩而言，她要找寻的不仅仅是遗失的“爱因斯坦”，更是失落青春中无处安放的困惑与迷失。

　　在李玩穷尽全力顽强反抗的背后，大部分成年人所代表的主流群体均将其行为视为了“无理取闹”，于是一场视为规训的“惩罚”由此产生。与影片中无意间闯入教室的蝙蝠及基于自我保护咬伤弟弟的狗一样，李玩所要寻求的“存在感”与其深处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面对暴力解决，李玩的反抗显的不值一提。想要不被毁灭，她只能不动声色的选择做一个妥协的大人。而看着躲在厕所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宠物狗，我们也仿佛看到了在弟弟生日宴会上，众星捧月的角落里，被忽视与被孤独感包裹着的李玩……

　　在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中，一种类似于《狗十三》的代际沟通与教化方式随处可见。影片中所有成年人无疑都是爱李玩的，只不过他们给予的是一种忽视了孩子个体存在与思考价值的错位的爱。作为身处现代性焦虑与强烈身份认同需求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而言，这一存在感匮乏所产生的矛盾心理成为其成长道路中的普遍焦虑。

　　1、孙承健：《“青年亚文化”的银幕泛化与受众消费》[N]，中国艺术报，2015年12月第2期。

　　2、[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4、罗洛·梅 ：《人的自我寻求》[M] ，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j9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转型时期的银幕焦虑——优越感与存在感匮乏的矛盾与冲突